1950年，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，可是刚下车，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，对他说：你被捕了！
刘万春当时的第一反应，大概是以为出了什么误会，他是起义将领，是挂名在册的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，怎么可能在北京被人当场拦下？但警卫战士神情严肃，命令简短直白，容不得半点争辩。那一刻，站在车门外的刘万春，脸色应当是有些难看的。
要搞清楚这件事，得从绥远那边说起。
刘万春是河北交河人，回族，早年从西北军体系一路爬上来，到解放战争末期已是国民党第九兵团副司令兼第111军中将军长，驻防绥远一带。
1949年绥远和平起义，刘万春在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排在董其武、孙兰峰之后，是第三个落笔的人。
可就在签字前后这段时间，刘万春已经私下接见了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徐永昌，当面说自己永远是党国的忠诚将士，起义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会在内部隐蔽下去，伺机而动。
一边签名，一边许下另一套承诺，这就是刘万春当时的真实状态。
早在谈判期间，刘万春的动作就已经露出了苗头。担任归绥治安期间，刘万春不但没有保护我党联络人员，部下赵元德还带人捣毁了传播中共消息的《奋日报》报社，事发后董其武将赵元德撤职驱逐出境。
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。另一名部下李锡庆带人向我党联络处投掷炸弹、开枪射击，联络处秘书王世鑫当场牺牲，数人负伤。
事发没多久，李锡庆便被刘万春部下段锦堂就地击毙，说是就地正法，但这个处置来得太快太利落，更像是一次经过安排的灭口。董其武对此已有察觉，只是绥远起义的大局摆在那里，这件事最终没有深追。
绥远起义之后，国民党内调局也没有停手。1949年10月4日，两支携带电台的潜伏小组分别打入第258师张朴部和第111军刘万春部，与台湾方向维持秘密联络。
然而这批往来电报，从电台开通的第一天起就从未真正"秘密"过，负责译电工作的李桂钧，早已是我方安排在内部的情报人员，每一封密电都被完整抄录并秘密送出。
在整个绥远地区，我方在军政、特务各个层面部署的情报关系共有133人，涵盖调统室科长、保密局绥远站组长等核心岗位。
刘万春以为自己在经营一张周密的潜伏网，实则这张网的每一条线，对方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只是没有急着收网。
最终触发抓捕行动的，是策反军统骨干武毓美之后截获的一批关键密电，内容直接牵涉蒋介石与相关人员之间的秘密部署往来。
证据链完整之后，上级选择了一个妥当的方式：以进京参会为由，将刘万春从驻地调出，脱离其熟悉的防区与旧部势力，一旦抵京便可平稳处置，不会引发部队连锁动荡。
1950年11月26日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、政委薄一波向第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通报了整个情况。
当晚由公安部长罗瑞卿统一指挥，刘万春、骑兵第4师师长鄂友三、第37军111师师长张朴三人，在同一个夜晚相继被扣押归案。
三个人，被捕于同一夜，此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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